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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學王杰教授應邀來我院講學

          發布時間:2020-12-10 發稿人: 點擊數:

          2020121日下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王杰教授做客武漢大學文學院,為師生帶來題為“中國審美現代性的理論結構”的精彩講座。本次講座由馮黎明教授主持,蒞臨現場的還有李建中教授、王懷義教授、劉春陽副教授、袁勁副研究員、朱俐俐老師等。現場聽眾濟濟一堂,氣氛熱烈而活躍。

          王杰教授首先介紹了問題的緣起。基于凱文·安德森(Kevin B.Anderson)的專著《馬克思在邊緣》(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 and Non-Western Societies)及發表于《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期刊的相關訪談,其中承續馬克思晚年思想而對非歐洲地區在現代化進程之特殊性的論述引起了王教授的重視。在中國學者王建疆的“別現代理論”、武大文藝學“純粹現代性”課題組的相關研究及20209月美學高峰論壇的論爭基礎上,王教授認為,中國的審美現代性問題有其自身的提問方式和問題領域。如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可視為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中對審美現代性問題的第一次提出,經歷了啟蒙主義傳統的實踐派美學與后實踐美學,中國當代美學需要就新的審美現代性問題進行新的闡述。為此,王杰教授帶領的浙江大學課題組提出了“紅色烏托邦和鄉愁烏托邦的雙螺旋結構”,相關研究成果包括即將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審美現代性》及已經刊發的若干篇論文。

          在理論闡釋之前,王教授從兩部當代電影的分析入手。他首先介紹了刁亦男執導的《南方車站的聚會》和近期上映的抗美援朝題材電影《金剛川》,并重點就《金剛川》展開美學分析和文化分析,分別從敘事結構、結構模式、美學模式和美學風格四個方面進行細致的論述:認為相較于《上甘嶺》《英雄兒女》等經典影片,該片不是一個自律性的電影文本,而與政治直接相關。基于此,王教授提出從審美價值、政治價值、重建信仰的價值三個層面認識當代中國電影的價值問題。在他看來,當代中國電影關涉當代中國的情感結構問題,“情感結構”作為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的重要概念,是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美學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表述。王教授由此引申出對中國審美現代性相關維度的思考,強調其之于第三次軸心時代的重要性,關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關乎當代國際社會的信任及信仰問題。

          緊接著,王教授著重介紹了他對中國審美現代性的邏輯結構的研究。受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關于當代世界的圖式啟發,王教授對之加以美學轉換(如下圖),特別指出,中國在反帝背景下形成的“民族主義”不同于西方以進化論為核心的“法西斯主義”,而如果將巴迪歐提出的“新的政治真理性”(New political truth)放置在中國語境中,即伊格爾頓多次闡發的“悲劇人文主義”。王教授提醒大家,伊格爾頓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甜蜜的暴力——悲劇的觀念》及新著《悲劇》中,連續思考了審美現代性與悲劇人文主義的關系。基于對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多元決定”和“半自律性”的觀念認同,王教授將這一美學圖式劃分成三個基本的結構關系進行解釋。具體而言,即在“資本主義-傳統文化-烏托邦沖動”結構中,形成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主義”;在“傳統文化—資本主義-歐洲中心論”結構中,形成“標準版審美現代性”;在“傳統文化—紅色烏托邦—悲劇人文主義”結構中,形成“新審美現代性”“中國審美現代性”。在此,王教授指出,“悲劇人文主義”才是激發當代中國人信仰的重要文化形式。

            

          結合這一中國審美現代性的邏輯結構重新審視前面兩部電影,王教授認為,《南方車站的聚會》和《金剛川》分別代表了“鄉愁烏托邦”和“紅色烏托邦”的相對極端文本。在當代社會狀況中,兩種烏托邦仍然不是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而兩部電影的悲劇人文主義都與中國文化和中國傳統倫理相聯系。王教授特別說明,“鄉愁烏托邦”不同于鮑曼(Zygmunt Bauman)所謂“懷舊烏托邦”,而是中國文化在現代性危機中的自然呈現方式;同樣,“紅色烏托邦”也不等于斯大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最后,王教授以歷史的視角歸納了中國審美現代性的進程。甲午海戰之后,中國文化出現了某種本體性危機,期間,李叔同的《送別》可視為中國“鄉愁烏托邦”的最初形態。“五四”前后,中國文化獲得多元性發展,乃至中國知識界開始走向民間,重視歌謠研究。到延安時期,兩種烏托邦實現了相對平衡,在中國審美現代性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極端化及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實行,進入新時代,兩種烏托邦才能恢復相對平衡。經此回溯,王教授得出自己的初步結論:中國的審美現代性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從中國電影的美學解釋不難看出,脫離普遍性的特殊性會導致民粹主義,而忽視特殊性的普遍性則缺乏理論的現實感和解釋力。因而,王教授認為,雙螺旋結構可以作為闡釋中國審美現代性的一個理論框架,借以把握當代中國主流社會的情感結構和獨特的審美經驗。

          講座結束之際,馮黎明教授就“鄉愁烏托邦”與中國傳統文化“大地感”的關聯性及生產隊的時間意識轉變問題作了精彩的補充討論。現場聆聽的同學還圍繞席勒的“審美王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審美烏托邦”等問題繼續向王教授請教,王教授分別作出了詳細的回應和解釋,令在場師生收獲頗豐。(姚思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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